《法律與生活》雜志資訊：

     　一個傳統漁村，29位漁民被抓，漁村的原有秩序被打亂。在法律專家眼里，此案是“海上梁麗案”、“水下許霆案”。

　　“海上盜撈第一案”爭議背后，是長期游離于公眾視線之外的漁民群體。

　　隨著海洋漁業資源的日漸枯竭，曾經以海為生的漁民群體，遭遇轉型之惑。

　　“海上盜撈第一案”引發法律爭議

　　
　　提要：打撈海上沉船物，是否構成盜竊罪，成為爭議的焦點。

　　2009年6月11日上午9時，17名被告人一字排開，站在被告席上。

　　未等審判長宣布開庭，旁聽席上已經哭聲一片，這些哭聲來自庭上被告人的親屬。

　　17名被告人來自同一條工程船“康順9號”。2008年5月，他們因在臺州海域打撈沉船鋼材被臺州海警抓獲。

　　臺州市椒江區人民檢察院指控17名被告人涉嫌“盜竊罪”。

　　庭審中，17名被告人均否認了公訴機關的指控，認為打撈沉船貨物不屬于盜竊。

　　同期，被抓獲的還有另一艘工程船“信宏168號”，該船上23名涉案船員也面臨同樣的盜竊罪名指控。

　　“打撈海上沉船物，是否構成盜竊罪”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一家浙江媒體稱其為“海上梁麗案”。

　　此案被法學界人士稱為“海上盜撈第一案”。在此之前，中國尚未有人因打撈沉船物品而獲罪。

　　截至本刊發稿時得到的最新消息，7月15日，臺州市椒江區人民法院再次開庭審理“康順9號”船員涉嫌盜竊一案，當庭作出一審宣判，認定為盜竊罪，17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1年6個月至14年不等的刑期，并處4萬元到15萬元不等的罰金。“信宏168號”上船員案尚未庭審。

　　起訴罪名引發爭議

　　6月11日，“康順9號”船員涉嫌“盜竊案”，在椒江區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開開庭審理。

　　此時，距17名被告人關押時算起，已經一年有余。當17名被告人被依次押上法庭時，旁聽席上頓時一片抽泣聲。

　　旁聽席上，除了從福建趕過來的被告人家屬外，10多名海警人員也參與了旁聽。

　　被告人的辯護律師陣容也異常龐大，7名律師分成前后兩排，坐在辯護席上。

　　庭審現場，檢察機關指控，“康順9號”于5月5日開始打撈，至8日凌晨被控制時，黃祥健4次將打撈鋼材出售共得人民幣228.21萬元，現場查獲鋼筋鋼板共199.13噸，估價約人民幣942193元。

　　公訴方認為，被告人黃祥健等17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伙采取秘密方式竊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盜竊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事實上，在此案提起公訴之初，就曾引起媒體關注。

　　有浙江本地媒體當時報道此案時，與深圳機場候機樓清潔女工梁麗“撿”價值300萬元黃金首飾被指控為盜竊而引起爭議案件相提并論。

　　當時椒江區檢察院檢察官胡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盡管大海中的盜竊案件與陸地盜竊案不相同，但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本案情節符合盜竊罪構成要件。”

　　庭審中，17名被告人對海上打撈鋼材的事實均無異議，但他們都認為打撈鋼材行為并不屬于盜竊。

　　公訴方亦稱，此案是浙江省首例海上盜撈案，而辯護律師則稱這不僅在浙江是首例，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未曾有過。

　　參與旁聽的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刑法學與犯罪學副教授、浙江省刑事犯罪學研究會理事楊燮蛟介紹，“此案可稱為‘海上梁麗案’、‘水下許霆案’，其典型性在于一個是在陸地一個是在海上，案件又是我國海警2007年12月行使刑事偵查權以來的第一起海域打撈沉船盜竊案，涉案金額特別巨大，可能面臨的刑期長，犯罪嫌疑人數多，審前關押時間長，案件還牽涉國內國際、刑事民事海事行政等法律，定性疑難，極具探討價值，所以關注的人也多。”

　　海上撈鋼，盜竊還是拾遺

　　面對檢方指控的“盜竊”罪名，17名被告人均予以了否定，“這根本不是盜竊”。

　　公訴方指出，此案中“新杭州號”沉沒后立即報告給海事部門，并申請打撈，且制訂了詳細的打撈方案準備打撈，船主并沒有放棄所有權，而被告人是有組織，事先商量、預謀，被打撈上來的鋼材也都是新的，被告人明知是有主物繼續打撈，應定為盜竊罪。

　　庭審中，多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做無罪辯護。

　　第一被告人黃祥健的辯護律師、法學博士謝如程在辯護時稱，被告人的打撈行為應屬于拾得行為。謝如程來自杭州師范大學法學院，兼職京衡律師集團事務所刑事部副主任，同時也是浙江省訴訟法學研究會的理事。

　　“本案打撈的沉船沉物，屬于國際法上的沉沒物，適用民法上的遺失物”，謝如程辯護稱。

　　“沉船位置無船看守也無浮標標注，處于脫離控制狀態”，謝如程在其長達2萬余字的辯護詞中強調，“被告人獲取行為發生當時，此物屬于脫離占有物、脫離控制物，因此本案不構成盜竊”、“打撈行為具有實質上的社會有益性，侵占撈獲物的行為才具有社會危害性，但這顯然不構成盜竊”、“如果將未經行政審批、未經物主許可情況下實施的打撈脫離控制的沉沒物的行為定性為盜竊，則等于明確：對此類打撈行為應一律以刑法來調整，我國民法和物權法關于拾得遺失物構成不當得利的規定則只能適用于陸地而不適用于海域。這顯然是在錯誤理解法律。”

　　對于船主并沒放棄所有權的說法，辯護律師稱，“不放棄所有權與事實上或社會通常觀念上的占有和控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遺失物之主人不放棄所有權，還在積極尋找，甚至懸賞，仍不能將拾得行為定性為盜竊”。

　　法庭上，原船主是否占有沉沒的貨物，成為庭上爭議的焦點。

　　另一位被告人孫瑞恩的辯護律師孫科峰辯護時稱，“依海事慣例，可通過設置浮標或者設置打撈區或者禁撈標記的方式宣示有關權利人對沉沒物的控制，而沉沒船舶周圍未設置任何浮標，亦未設置禁撈標記，更未劃定打撈區等，沉船物處于未被占有狀態”。

　　多位被告人在庭上稱，“沒有浮標，沒有船，什么都沒有，只是茫茫大海”。

　　謝如程辯護稱，被告人所打撈的該沉船物，當時沒有人實際占有和控制，不論脫離占有的沉沒物價值是一千、一萬，還是價值十億、百億，都是不可能構成盜竊對象的。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多位辯護人認為，此案與深圳機場清潔工梁麗“撿取”黃金案一樣，本案中撈取鋼材的行為，應該是“撿”來的，而不是盜竊所得。

　　塞拉利昂船籍，應適用兩國法律？

　　此案的另一個特殊之處還在于，沉船“新杭州號”所屬公司天道酬勤國際海運有限公司是在巴拿馬登記注冊，而該船舶登記地卻在塞拉利昂。

　　此外，沉船地點在臺州海域大陳島以外22海里處，屬于我國的毗連區。毗連區指在領海外而又與領海毗連，由沿海國對海關、財政、移民和衛生等特定事項行使管轄權的一個海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國的毗連區寬度自領海基線算起為24海里。

　　辯護律師孫科峰認為，船舶系一國領土的延伸，本案件的船舶沉沒于我國毗連區，在法律地位上除我國享有限制的管轄權外，相當于公海，在該船舶(未解體)上的打撈鋼材的行為在法律上可視為在塞拉利昂國土上的行為。船上人員為中國人，按屬人管轄原則，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責任，要符合雙重標準。其一，我國的刑法規定必須是犯罪的；其二，行為地法律也應當認為是犯罪的。兩者缺一不可。

　　而公訴機關對于此辯護則稱，船上人員均為中國人，兩艘工程船又掛靠在中國公司，理應管轄。

　　“一般國家鼓勵打撈沉船，擅自打撈不作為犯罪處理。在塞拉利昂是否將該類打撈行為作為犯罪處理，是公訴機關必須證明的內容。公訴機關未證明該內容，公訴管轄權依據不足，更不能以盜竊罪追究責任”，孫科峰在辯護中。

　　辯護律師稱，在刑事管轄權問題上，屬地管轄是一個根本原則，屬人管轄是次要的。在庭審中，公訴方多次提出，“康順9號”工程船并無打撈許可證，屬非法打撈行為。

　　“未經審批的打撈行為，只具有行政法上的程序違法性，刑法未規定非法打撈罪，所以不能說是犯罪，只能說是一個手續未齊備、違反行政法規的非法打撈行為”，辯護律師稱。

　　案發毗連區，海警無權介入？

　　此案發生地在毗連區，又成為爭議的另一個焦點。

　　庭審中，謝如程律師又提出，依照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和《領海及毗連區法》等的規定，只有當“違反安全、海關、財政、衛生或者入境出境管理的法律、法規的行為”出現，海警和公安才能行使管制權。

　　“本案中，打撈的并不是文物，既沒有證據證明該打撈行為污染了海洋，也不存在上述的五種情形，對于一起普通的沉沒物打撈案，公安海警等部門的介入，與法不合。”謝如程辯護稱。

　　對此，公訴方則稱，根據公安部94號令，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機關海上執法工作規定》第4條規定，“對發生在我國內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規章的違法行為或者涉嫌犯罪的行為，由公安邊防海警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規章，行使管轄權。”

　　而在辯護律師看來，此打撈行為本身未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或涉嫌犯罪，對發生在毗連區內的本案，公安機關沒有管轄權。

　　海洋立法，尚存模糊地帶

　　此案引起爭議背后，凸顯的是我國相關海洋立法的滯后。

　　辯護律師提出，按照我國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本案沉沒船舶裝載的是大量鋼材，屬于運營性船舶，其沉沒的地點是我國領海之外的管制海域，依法應該及時打撈，即屬于海事局規定的“海中沉沒物應予及時清除”情形，在國際上，打撈沉船行為也都是鼓勵的。

　　而此案的法律爭議，正是由打撈沉船而起。

　　關于海洋沉船，有“十步一沉船”之說。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全世界海洋中約有300萬艘未被發現的沉船，這些沉船較為集中的地區大多是歷史上海上交通較為發達的區域，比如地中海海域、歐洲到北美的航線、中國到東南亞航線以及中國到日本航線的海域等。

　　“這些沉船中，又有文物船及普通船之分，在各國法律和國際法律中，一般依據沉船距今的年代和時間來進行區別管理和對待。例如，在國際海事組織的管理機制中，國際打撈法只適用普通沉船的打撈，而不適用于文物性沉船的打撈。”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刑法學與犯罪學副教授楊燮蛟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

　　事實上，我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撈沉船管理辦法》，但該辦法制定于1957年9月。“此法律制定于上世紀50年代，明顯滯后”，楊燮蛟表示，“沉船沉物打撈課題長久以來一直未受到國內法學界的重視，而近年來，隨著船舶沉沒事故的增多，矛盾日益凸顯”。

　　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一套明確、完善的沉船所有權制度，與之相關的法律規定散見于《民法》、《海商法》及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但是這些規定過于籠統和原則，很難滿足實踐中解決具體問題的需要。“我國急需一部新的有關沉船沉物打撈清除的法律來代替已經過時的上述法律、法規，以解決實務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

　　隨著海洋經濟的再次崛起，海上相關爭議也日漸增多，但與其相關的法律法規仍存在諸多模糊地帶。

　　比如在2007年12月以前，我國海上執法單位眾多，但對海上治安與刑事案件，“過去沒人管，也沒有被追究”。

　　我國海警部隊從改革開放之初就已成立，但以打擊海上走私、反偷渡為主。根據公安部94號令，從2007年12月1日起，《公安機關海上執法工作規定》開始實施，自此海警開始擁有海上刑事偵查權等。孰料，海警偵辦的第一起海上打撈沉船盜撈案，就引起了巨大的法律爭議。

　　浙江省武警邊防總隊海警第一支隊副支隊長徐嵐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亦表示，有關海洋上的相關法律法規有所缺失，很多地方沒有明確，才引起爭議，比如一些法律制定時更多地考慮陸地上的行為，如交通事故方面，海上也經常有交通事故發生。

　　“海上盜撈鋼材”始末

　　本刊記者/沈雁冰

　　提要：一艘外籍運載鋼材貨輪中途沉沒，兩艘福建籍工程船前來打撈沉船物，先后被海警截獲。

　　沉沒的“新杭州號”

　　沉船事故發生在一年前。

　　2008年3月13日，天津新港碼頭，“NEW HANGZHOU”(新杭州)號貨輪裝載3797卷高速執軋鋼盤元加硼和179卷冷軋帶卷鋼起航，駛往目的地越南胡志明市。貨船上的鋼材重約9000余噸，價值5000余萬元。

　　“新杭州”號隸屬于天道酬勤國際海運有限公司，船籍登記在塞拉利昂，而所屬公司注冊于巴拿馬。

　　貨船在途經臺州灣海域時，由于機艙進水，在大陳島東南20余海里處沉沒，船上9000余噸鋼材也隨同貨船沉沒在40多米深的大海深處。

　　臺州市海上搜救中心和浙江省公安邊防總隊海警第一支隊聞訊后，展開海上營救，在當地漁船的協助下，23名落難在海上漂流的船員被全部救起。

　　當日，臺州海事局啟動防污染應急程序。據浙江海警一支隊介紹，事故發生后，為減少損失，天道酬勤國際海運有限公司委托了舟山的東海打撈公司對沉船進行探摸，同時船主向海事部門申請打撈。因“新杭州號”的所有人與保險公司協商時，就哪一方支付打撈費用產生分歧，還未開始打撈。

　　海上打撈者

　　價值5000余萬元的沉船鋼材，就像深埋海底的寶藏，吸引了諸多人的目光。

　　一個多月后，兩艘工程船“信宏168號”和“康順9號”，出現在沉船海域。

　　2008年5月3日下午，海上風平浪靜，濃霧籠罩。“信宏168號”駛入沉船海域經緯度位置，實施打撈沉船鋼材。

　　據海警方面稱，有過往漁船將工程船的海上撈鋼行為報告了海事局，海事局在第一時間報告了海警一支隊。接到報警后，海警一支隊立即派出海警33011艇、海警33012艇兩艘船艇趕往案發海域，在附近展開巡查。

　　當海警趕到沉船海域時，工程船已經離開。當天，海警一支隊成立專案組，決定調整偵查手段，加強對附近海域的巡查力度，撒下大網等“君”入甕。

　　從5月5日開始，另一艘工程船“康順9號”也加入了打撈沉船鋼材的行列。

　　5月7日上午11時許，當“信宏168號”再次出現在沉船海域時，被巡查的海警船艇發現。隨即，“信宏168號”及船上人員被海警帶回繼續調查。

　　海警調查發現，7日當天，“信宏168號”撈取鋼材50余噸，隨后海警又在椒江洪家一石子廠內查獲撈取的鋼材196.25噸。加之被抓獲前已經出售的鋼材，前后5天，“信宏168號”共撈得鋼材1387噸，合計價值662萬余元。

　　海警專案組分析認為，應該不止一艘工程船覬覦這批鋼材，很可能還有其他船只在撈取。

　　果不出海警所料，5月8日零時許，又一艘工程船在同一海域實施打撈，埋伏在該海域的海警33011艇迅速出擊，將“康順9號”船截獲。

　　“康順9號”前后三天，打撈鋼材出售后共得人民幣228.21萬元，現場查獲鋼材共199.13噸，估價約人民幣942193元。

　　誰走漏了風聲

　　“信宏168號”和“康順9號”工程船，船長分別是高福儉和石新建，兩艘船上29名船員幾乎都來自福建省連江縣筱埕鎮定海村。

　　這群身在千里之外的福建人是怎么知道沉船信息的呢？其背后有一群臺州當地人“牽線搭橋”。

　　在茫茫大海之上，要確定沉船的位置，首先得知道精確的經緯度，那么這些人是如何知道經緯度的呢？

　　據浙江當地媒體的報道，是一個潛水員透露了風聲。

　　沉船在準備實施探摸期間，臺州市有關方面曾找到一個綽號叫“靈光頭”的潛水員，讓其下水對沉船情況進行探摸，后來因為價格問題，一直沒談妥。

　　據媒體報道，談判中，“靈光頭”得到了沉船的位置及沉船鋼材價值的信息。他又將信息透露給幾個臺州老板，商量共同組織打撈。“這個船上的鋼筋不撈的話，人家也會撈走了。”

　　此后，臺州人聯系了福建的打撈船“信宏168號”。雙方簽訂了一份書面協議，約定雙方分工及所得利益各占50%。

　　根據起訴書，另一艘工程船“康順9號”的信息來源則是一位叫吳煥寶的臺州人。2008年4月底，黃祥健(康順9號船股東之一)從吳煥寶處得知“新杭州號”輪沉船位置的經緯度，并商定由黃祥健組織人員，用“康順9號”工程作業船打撈沉船上的鋼材，銷贓后黃祥健一方得利潤的65%，吳煥寶一方得利潤的35%。

　　此時，“康順9號”正在山東青島海域作業。談妥后，“康順9號”于5月初，將工程船開到“新杭州號”沉船海域，實施打撈鋼材作業。

　　在庭審中，有“康順9號”船員提出，沉船經緯度是從臺州海事局一位中層干部手中得來，合作協議亦是由海事局工作人員起草。

　　對于這個消息的確切流向，浙江武警邊防總隊海警第一支隊副支隊長徐嵐則稱，沉船后，知道經緯度的人很多，除了海事局的人，潛水員，沉船上的人員等都知道，“至于究竟是否從海事局流出去，目前不清楚”。

　　兩艘福建籍工程船在得到精確經緯度后的5月初，多次在沉船海域撈取鋼材，直到5月7日及5月8日，分別被海警抓獲。

　　案發后，海警立即與椒江區檢察院取得聯系，就案件的定性和證據把握等問題進行溝通。檢察院了解案情后，考慮到案情重大，派專人提前介入，指導偵查、取證。

　　6月13日和15日，椒江區檢察院先后對“信宏168號”和“康順9號”兩工程船參與盜撈鋼材的31人，以涉嫌盜竊罪批準逮捕。

　　此后，另外10余名參與打撈鋼材的臺州人亦被逮捕。另有4名參與者在逃，其中包括提供沉船經緯度的吳煥寶。

　　2008年11月中旬，此案移送椒江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期間曾被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

　　2009年5月，椒江區人民檢察院將涉案人員起訴到椒江區人民法院。

　　2009年6月11日上午，“康順9號”17名船員涉嫌“盜竊罪”一案公開開庭審理。7月15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康順9號”17名船員為盜竊罪。“信宏9號”案尚未開庭審理。

　　一個漁業村的轉型之痛

　　本刊記者/沈雁冰

　　提要：“海上盜撈第一案”爭議背后，是長期游離于公眾視線之外的漁民群體。

　　隨著海洋漁業資源的日漸枯竭，曾經以海為生的漁民群體，遭遇轉型之惑。

　　6月11日，椒江法院第一法庭旁聽席上，哭泣聲此起彼伏。

　　法庭門口，一個叫陳茹煜的6歲小女孩，默默地注視著法庭內的動靜。因為未成年，她被禁止進入法庭旁聽。

　　此時，中國“海上盜撈第一案”正在開庭，作為17位被告人之一，陳茹煜的爸爸和爺爺正站在被告席上。

　　與他們有同樣遭遇的，還有另一艘工程船“信宏168號”上的23位被告人，他們等待著擇日開庭。

　　兩艘船上40位被告人中，有31位來自福建省連江縣筱埕鎮定海村，一個傳統的漁村。他們中年紀最大的61歲，最小的26歲。

　　自從2008年春節過后，他們出海營生，到當年5月初在臺州海域撈取鋼材被抓，已經一年半過去。

　　這些漁民世代以捕魚為生，而隨著海洋漁業資源的日漸枯竭，在當地政府的鼓勵下，他們自謀生路，自籌資金，合資購買了工程船，開展海上工程業務。不曾想，卻遭遇“全體淪陷”之痛。

　　漁村衰退

　　定海村，中國茫茫海岸線上的一個傳統漁村，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的連江縣，與馬祖列島一水之隔。

　　連江縣22個鄉鎮中有漁業鄉鎮13個，全縣1/3的人口從事海洋漁業，水產品總量連續25年居福建省首位，全國縣級第二位。

　　定海村所在的筱埕鎮，則是這個漁業重縣的漁業重鎮，而定海村更是該鎮的漁業大村。“全村有7650人，2130戶”，定海村黨總支書記黃祥連告訴本刊記者，“定海村是一個以海為田的傳統漁業村，很多家庭祖祖輩輩以捕魚為生”。

　　由于近年來，海洋環境污染、捕撈強度加大，再加上氣候變化導致海水酸性、破壞珊瑚礁，使得海洋漁業資源日漸萎縮。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曾發布警告說，如不采取有效保護措施，全球可供商業捕撈的漁業資源可能在2050年前枯竭。

　　國家為保護漁業資源，“十五”期間開始實行捕撈零增長和漁船“雙控”制度，此外，漁民在申領捕撈許可證時，還需繳納漁業資源費，漁民的捕撈作業越來越艱辛。

　　在定海村漁民看來，收入的減少是實實在在感覺得到的，“前幾年，一個漁民一年可以賺個幾萬塊，這幾年收入越來越少了，好的時候1萬多，少的時候只能賺幾千了”。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漁船出去，隨隨便便就滿載而歸，現在出去捕魚還要看運氣，有時候一無所獲都有可能”，村里一位老漁民告訴記者，“現在出海，越來越遠”。

　　由于每年的禁漁期和臺風等氣象原因，漁民從事漁業生產的時間不到6個月。

　　黃祥連告訴記者，盡管國家對漁民有相關的補貼，但近幾年，村里很多人開始“洗腳上岸”，外出打工，年輕人子承父業，繼續從事漁業工作的越來越少。

　　轉產轉業

　　隨著漁村的衰退，靠海吃海的漁民，開始望海興嘆，或棄船上岸，或外出務工。

　　2002年8月，全國沿海捕撈漁民轉產轉業工作會議在湛江召開，意味著全國捕撈漁民轉產轉業工作從此開始。

　　各地方政府開始鼓勵漁民們轉產轉業。記者從連江縣海洋與漁業局了解到，從2003年連江縣開展轉產轉業以來，共拆解漁船68艘，收回捕撈指標功率8009.2千瓦，轉產轉業漁民383人，并舉行5期轉產轉業漁民培訓班，有350名漁民培訓后從事水產養殖、加工流通、遠洋捕撈等行業工作。

　　定海村也成為中國沿海眾多面臨轉產轉業的漁業村之一。但限于資金及技術等原因，并不是所有的漁民都轉向水產養殖、水產品加工等行業，更多的漁民則自謀出路。

　　2005年，定海村一部分村民合資購買了第一艘工程船，從事海上打撈、港口疏浚、挖泥等。“第一年生意不是很好，后來隨后海洋經濟的興起，才好起來”。

　　“看到這個行業不錯，越來越多的村民加入這個行列”，黃祥連說，“有村民將自己的漁船賣掉，籌款買了工程船”。

　　而工程船價格昂貴，一艘高達上千萬元。單個漁民無力承擔，一艘工程船往往多達幾十位村民集資購買，“漁民變成了股東”。福建民間自古有之的標會，也為漁民的籌款提供了便利。

　　至今，定海村已經擁有14艘工程船。“海上工程船，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發展非常快，之前每年都有5000萬元的產值”，筱埕鎮副鎮長湯國登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對于定海村的“工程船現象”，湯國登評價說，“定海村漁民自籌資金，自謀生路，為筱埕乃至連江縣的漁業轉軌開拓了一條新路，具有非常大的社會意義”。

　　“信宏168”和“康順9號”工程船就是這14艘中的兩艘。2006年下半年，30余位定海村村民，通過借債、民間標會以及高利貸等方式，分別集資上千萬元購買了工程船，“他們中的大部分是股東，同時也是各司其職的船員”。

　　漁民的出路

　　筱埕鎮定海村29名船員因“海上盜撈鋼材”被逮捕后，當地政府多次和臺州方面聯絡、協調。

　　筱埕鎮鎮政府在給連江縣政法委的一份報告中稱，由于近年來漁業資源逐步枯竭，漁民們逐步離開傳統漁業生產，開辟新的謀生之路，近幾年由該村資產自創發展海上沉船打撈這一新興產業，切實地對漁民的生計問題發揮了重大作用。

　　據記者了解到的消息，連江縣政法委書記，曾兩次親赴臺州協調此事。

　　一份連江縣政法委給臺州市椒江區政法委的函中稱，“兩艘工程船船員迫于近年漁業資源日益枯竭，目前涉案人員35人中100%都是舉債投產轉業，涉及面達百戶群眾，影響巨大……特具函懇請貴委出面協調相關部門，建議予以放回被扣工程船，對涉案人員予以從寬處理并懇求取保候審。”

　　兩艘被扣押在浙江海警第一支隊的工程船，在交了110萬元保證金后，于今年3月2日被“取保”回村。如今，這兩艘船停在定海村的漁港中，記者登船查看時，由于久未使用，船上甲板及抓斗等都已銹跡斑斑。

　　在采訪中，筱埕鎮副鎮長湯國登表示，養殖海域是有限的，而海上工程則沒有地域限制，本來給漁民帶來希望的海上工程業務，出事后，對漁民來說確實是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一下子，漁民的積極性受到影響，有些本來也準備買工程船的漁民，轉而又購買了小漁船，又去打漁了。”定海村黨委書記黃祥連說。

　　對于漁民今后的出路問題，黃祥連說，告別出海打漁、看天吃飯的日子，轉產是必須要走的路，這是大勢所趨。

　　湯國登透露，鎮里準備成立一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備今后更好地統籌發展海上工程業，畢竟海洋經濟還是大有可為的。

　　記者手記：被打亂的漁村生活

　　本刊記者/沈雁冰

　　(一)

　　定海村29位船員的被抓，讓這個往日平靜的漁村不再平靜。

　　很多漁民家庭，眼瞅著靠海上工程船“發家致富”，過上新的生活，但2008年5月，船被扣，人被抓，他們的美好愿望，瞬間被打破。

　　“消息傳到村里，整個漁村炸開了鍋”，很多船員家屬終日以淚洗面，寢食不安。

　　2008年春節剛過，船員們帶著希望出海尋工程來做，妻兒及母親在家安心地等待他們的歸來。本來在漁民村，丈夫或兒子出海十天、半個月不歸，早已習以為常，但這一次“一走就是一年半”。

　　這個原本按既有社會秩序生長的漁村，因為29位村民的變故，原有的鄉村秩序被打亂。

　　由于很多家庭買船的錢來自標會及借貸，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是，標會倒了，債主盈門。

　　“康順9號”船員黃祥明，48歲，之前自己沒有漁船，給別人打工。其妻對記者說，“總共投進去40萬，而自家只有5萬左右，其余的錢都是標會標來的”。其他很多船員家庭，資金來源與黃祥明家類似。

　　筱埕鎮副鎮長也向記者證實，案件涉及31個家庭，其背后涉及100多個家庭，300多號人，“標會集資，往往大會套小會，一個標會倒了，連鎖反應，很多標會連帶倒了，有一段時間，只得政府出面，全面暫停”。

　　幾乎家家都是舉債購船，事發后，已無力再支付任何大筆支出，“放回”兩艘工程船的保證金110萬元，也是集資及參股人員向村委會的借款。

　　黃祥明妻子說，現在只有等老公回來，慢慢賺錢，還掉這些舊債。

　　(二)

　　更麻煩的事情還在后面，船上被抓的人員，都是家庭的主要勞力，家中的頂梁柱。事情發生后，村里剩下最多的是老人、小孩和婦女。

　　“信宏168”號船員高貞勇81歲的老母親陳妹桑，談及往事，老淚縱橫，說起兒子買船的初衷，“一直一直很窮，窮怕了，他爺爺、父親這一代過來都是小船，現在下血本買了大船，想要發財致富”。

　　被抓之前，高的八旬老父親高長珠，自己能燒菜做飯，生活能自理，聽到兒子被抓的消息后，飯也不吃，一哭幾天，后來一頭栽倒在廁所里，此后一蹶不振，臥床不起，嘴里每天嘮叨著兒子回來。

　　“小孩要吃奶粉，每天門一開就要花錢，教我如何是好？”陳妹桑喃喃自語。

　　“康順9號”船上被抓的還有一對父子，陳金國和陳春旺，舉債幾十萬，想多賺點錢。此刻，留在家里的是80歲的祖母，61歲的妻子，31歲的兒媳，6歲的孫女。

　　兩個頂梁柱不在，生活來源快斷了，八旬祖母林燕金找了活，幫人編織蝦姑魚網，一張織6個小時，收入3塊錢。有時候織著織著就哭了，一天也沒有煮飯，“生活實在太苦了，早也哭，晚也哭，每天哭，感覺生活沒什么盼頭了”。

　　(三)

　　自從一年半前，這些船員離家，再也沒有回來過，時過境遷，家里的變化他們也無法感知。

　　“康順9號”船員陳景，27歲，父母早年雙亡，從小在外公家長大，與他相依為命的哥哥陳偉在6年前走失，一直未找回來。在看守所的陳景至今還不知道，去年12月，外公也已去世。

　　趙世蔣離開家的時候，兒子剛剛滿月，一年半過去，現在已能呀呀學語了。

　　村干部向記者回憶，今年大年夜時，鎮、村慰問出事漁民家庭，上門發現，很多家庭門虛掩，人卻躲在屋里偷偷地哭。

　　為了見親人一面，2009年6月10日深夜，庭審前夜，60多名村民乘坐包車連夜趕往800公里外的臺州椒江，“為的是省下晚上的住宿費”，村民代表說。

　　開庭時，孫火珠只看到丈夫陳金國的背影，眼淚就止不住流下來，“頭發都白了”。

　　“康順9號”船船長石新建，家徒四壁，妻子5年前因癌癥去世，治病借了很多錢，兒子寄居在叔叔家。

　　據鄰居說，自從知道兒子被抓后，石新建78歲的母親林依蓮，就變得瘋瘋癲癲，一天到晚坐在家門口，望著上山的路，等兒子回來。

　　她逢人就像祥林嫂一樣反反復復說著，“把我孩子還回來”。

　　2009年6月14日，一場暴雨降臨在定海村，一群老人和婦女，站在雨中，甚至顧不上撐開雨傘，爭搶著向記者述說經歷，眼淚和雨水交織流淌。

　　定海村，三面山，一面海，老村依山而建，新村則建在圍墾的海涂上。通往老村的山路，彎彎曲曲，一些石頭壘砌的房子隨處可見，海風侵蝕過的痕跡，斑斑駁駁。記者在走訪中發現，兩艘船的船員家庭幾乎都在老村，房屋年代久遠，顯得低矮昏暗，“那艘海上工程船承載著他們發家致富的夢想”。

　　記者離開的時候，天色暗下來，離開碼頭的舢板船，在海面上泛開一波又一波的漣漪，像一道道傷口，被海水平復，迅即又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