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東海無魚”危局大家談
    出現“東海無魚”危局，長期以來的非法捕撈是一大主因。從立法和執法層面上來說，“漁網太密”是因為“法網太疏”，“魚兒不自由”是因為“執法太自由”。要修復振興浙江漁場，不妨學學國外的“罰”法。
    重“罰”更要重“法”。

    與國外相比，我國法律對于偷捕、濫捕者的處罰太輕。美國馬里蘭州的法律規定，用釣鉤釣起兩條達不到“法定尺寸”的小魚，就可能受罰５００美元。我國一些漁網網眼小到不到一厘米，漁政部門大多只作“收繳網具”處理，違法成本極低。而且，與世界主要漁業國家相比，我國漁業專門立法嚴重不足，漁業執法依據不明，層次不清，協調不夠。因此，“收漁網”的同時，還應及時“織法網”。
    重“行罰”更要重“刑罰”。我國刑法專門規定了“非法捕撈水產品罪”，但絕大多數非法捕撈者只是被處以行政處罰，受到刑法追訴的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法律對于何為非法捕撈“情節嚴重”規定不明確，有“網”無“眼”，難以操作。另一方面也與漁業行政執法部門“以罰代刑”有一定關系，漁業行政執法部門的自由裁量權較大，一些執法人員看人下菜、罰款了事，使漁業執法陷入“罰了放、放了捕、捕了罰”的怪圈。處理好漁業執法中行政處罰與刑法處罰的關系，才能讓更多的“大魚”落法網。
    重“金錢罰”更要重“行為罰”。

“重罰”絕不只是重罰款，還要注重“行為罰”。像美國馬里蘭州對于非法捕撈者不但罰款很重，其違法記錄還將被錄入個人“信用系統”，成為一生的“污點”。而俄羅斯刑法除了對非法捕撈者判處有期徒刑外，還可能并處“資格刑”，即剝奪犯罪人的漁業捕撈資格。我國的漁業執法應當引入“行為罰”，增設勒令歇業、暫時或永久剝奪當事人從事漁業捕撈的權利。特別是對那些多次違法、屢教不改者，讓他們只有“望洋興嘆”的份兒，為自己的違法行為付出代價。